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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比尔·盖茨

图书馆举办的夏日阅读活动的参加者，除了我，都是女孩。课间休息时，其他孩子会拉帮结伙地在一起玩，而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大一点儿的孩子会故意跟我过不去。现在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感受倒不是孤独或伤心，可能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这帮孩子的看法和我如此不同？

我越发觉得这个世界大体上是理性的，而数学印证了这种观点。我开始明白，桥梁、纸牌游戏、人体器官或其他复杂的问题都有答案可寻，我只要动脑筋寻找答案，就有可能找到。

在表达感激之情这一点上，卡菲耶老师很有一套，她总是能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价值。她会说：“比尔，要是没有你这机灵的小脑瓜，我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些书。”如今，我意识到，就像所有好老师通常会做的那样，她通过给予正面反馈帮我树立了自信。

计算机强迫我去思考，我喜欢这一点。它对思维上的疏忽懈怠不留半点儿情面，它迫使我保持逻辑自洽，重视每一个细节。一个逗号或一个分号放错了地方，就无法使其正确运行。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我会尽可能地用笔和纸写下程序，然后再去抢占上机操作的机会。我会让机器处于离线状态，以免产生机时费，同时输入语句，然后程序便会被打印在一卷1英寸宽的纸带上，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使用终端机旁边的拨号盘拨打电话，等待路由器发出蜂鸣声，确认我已经接入计算机。随即，我将纸带导入，在“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中，程序会以每秒10个字符的速度完成输入。最后，我会敲下“RUN”这个指令。在我周围通常都会有一堆学生等着使用计算机，因此，如果我的程序无法运行，我就必须退出登录，找个角落梳理排查到底是哪儿出错了，然后再排队坐等使用那台电传打字机的机会。这个循环反馈的过程是具有成瘾性的，那种每次都能改进一点儿的感觉令人欲罢不能。编写程序对我来说是件得心应手的事，因为它得益于我的逻辑思维和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能力。它也大大地满足了我总想证明自己的需求。

如今，任何一家购买计算机系统的公司都能合理期待它可以运行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均经过全面测试的软件，但在1968年，情况并非如此。

我见过的许多成功人士都曾对我描述说，爱上各自选定的领域后，他们必然要在一段时间内艰苦而专注地工作。正是在这段时间，最初的兴趣逐渐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技能。

在我逐渐成形的世界观中，数学所需的逻辑和理性思维是可以用来掌握任何学科的万用技能。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智力等级体系：你的数学成绩有多好，其他科目的成绩就有多好，生物、化学、历史甚至语言学习皆是如此。

科学对我的吸引源于它满足了我对秩序和条理的需求，并且提供了那种我在数学世界里已经发现的让人心满意足的结构框架，它也迎合了我超级理性的世界观。本质上，科学需要一个狂放不羁、充满好奇的心灵，并且可以用纪律和怀疑主义加以自我约束。我喜欢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他们时时都在追问自己：“我怎么知道的？”“我可能错在哪里？”

我在湖滨中学的老师赋予我一种不同的视角：质疑你所知道的、你信以为真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进步的。在我那个可塑性极强的年纪，这无疑是一则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信息。

肯特的母亲蜷着身子躺在沙发上抽泣着。在这一刻，我恍然大悟，尽管我的内心充满伤痛，却永远无法与她的伤痛相提并论。肯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她的宝贝儿子。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她和埃文斯先生将永远困在这种失去的痛苦中。这对善良温和的父母那天脸上沉痛的表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和肯特的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宝贵的遗产，那就是意识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帮你变得更好。

经历了英特尔的发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后，回望那一时刻，真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集成电路中晶体管数量倍增的现象将会被冠以“摩尔定律”之名，而微处理器将会推动数字革命，为我们带来个人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微处理器的发明将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没有之一。没有它，微软公司不会存在。

那个夏天，关于一个人如何成为某一方面的顶尖高手这件事，我想了很多。诺顿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他在天赋和职业素养这两方面都无与伦比。我试图理解到底是什么让他与其他程序员如此不同，要怎样才能超出其他人20%？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生俱来的天赋，又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后天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要一直保持专注，务求做到今天的表现比前一天更好，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